应卢黎歌教授的邀请，美国著名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克莱顿（Philip Clayton）教授，在留美学者王治河博士的陪同下，19日晚做客我校第99期“学而论坛”，主楼A203座无虚席，走廊和门外也挤满听众。克莱顿教授一下飞机，就乘车直奔讲坛，他风趣的讲座把严肃的学术讲得生动易懂，与学生犀利提问的对话交流，更是高潮迭起。
生态文明建设是近年来全球的热点，也是交大学子最为关注的话题。克莱顿教授“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与生态文明”的讲座，向交大师生介绍了美国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学者对此的思考。他认为，中美两国的合作对于两国以及整个地球的未来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从美国、特别是西方的历史来看，领导人做出决定并不总是从为了共同的福祉。他着重谈了三点看法。首先，近几十年的消费模式并非是可持续性的。大约有200年之久，西方一直追求一种现在被很多人称为现代主义的政治和经济。这样的政策，可以说与人类当前面临的全球生态危机有直接的关系。第二，相对于美国和欧洲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所采取的那些灾难性的政治和经济决策，的确存在着他种选择。最后，中国必须对21世纪的中国发展政策作出深思熟虑的决策。
克莱顿教授认为，社会并非人类独有，只有我们的生态系统繁荣了，我们才会繁荣。现代哲学家之所以易犯某些错误，是因为他们有这样一个看法：个人优于社会，社会是为个人而存在的。所以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就成了美国现代主义理想的代言人 。
他说，国家的目标就是要将每一个人的自由最大化。约翰·洛克在《人类理解论》中教导说：国家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维护（男性）公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径直引申了这一传统，他认为，只有当某人的行为直接损害了他人，国家才可限制该人的自由。任何行为，只要不对他人造成伤害，都属于“私人范围”；只有像杀人这类的直接造成伤害的行为，才属于公共范围，应受到政府的限制。 相对于这种“自由化的”政治哲学，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则是集体化的。 我们认为，国家的作用就是为了社会的福祉而工作。很多我们的个人决定——我们买什么，用什么，我们业余时间干什么——都对其他人，其它生物产生影响，因而成为我们的公民同胞关心的对象。不直接伤害他人，这一标准已远远不够了。在一个后现代世界，我们必须关心所有人的发展，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关心我们共同的幸福。
生物学教导说，生命之网是一个由各种体系构成的体系。我们在制定政策、做计划时，最好贯彻这一思想倾向，因为如果我们让自己违背生物健康的条件，我们这个种类最终是不可能存活的。 如果个人和国家都继续只是争取经济利益和舒适，生态系统就会凋零，物种会继续灭绝，也许上亿的人类会丧失生命。如果不将科学与世界的精神传统结合为一体，人类纵然可能活过现在这个世纪，但留给后人的将是一条千疮百孔之路。
他说，中国今天的领导人已经承担起了一项非常了不起的、雄心勃勃的工作。唯有充满勇气的人，才会为了实现一种新型人类文明（中国领导人称它为生态文明）而走到一起来。
费力普•克莱顿是耶鲁大学哲学博士。美国克莱蒙研究生大学教授, 美国过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哈佛大学客座教授。曾任美国加州大学索诺马分校哲学系主任。汤普顿研究基金获得者。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科学与精神追求项目”主任。主要著作有：《心灵与突现—从量子到意识》；《进化与伦理》；《科学与精神追求》，《科学与超越》等。此次他和王治河教授（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应邀参加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与现实》30周年庆典活动。他们利用紧张的一天间隙，风尘仆仆专程顺访西安交大，给我校师生带来了精彩的报告，并与best365网页版的师生座谈，商讨今后的深入合作问题。
撰稿：卢黎歌
2010-10-20
